前言
我是个军人，一辈子和运输、调度、秩序打交道，不会写文章。这本书就是流水账，记下我这辈子见过的事、做过的选择。没有英雄事迹，没有深刻道理，只有亲眼所见。
很多人问我，一个德国军人怎么会去中国修铁路。其实我一辈子没离开过老本行：一战在前线管部队后勤运输，战后在日内瓦管欧洲跨境铁路协调，到中国还是管铁路调度。只是换了个地方，干的还是同一件事。
也有人问我，为什么当年不跟着纳粹走。我不想说什么大道理。我只是见过太多死人，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对人民好，什么是打着人民旗号的罪恶。纳粹初期确实做过一些好事，让很多德国人过上了好日子，我也曾经观望过。但后来我看清了，他们的好是暂时的、有代价的，最终只会把整个国家拖进地狱。
1950年我来到中国，在这里生活了22年。我喜欢这里，不是因为这里完美，而是因为这里的人实实在在过日子，不搞那些虚头巴脑的东西。
1892—1925
1892年，我出生在柏林夏洛滕堡的中层容克军人家庭。父亲是普鲁士陆军少校，管过军需后勤。我从小耳濡目染，对数字、调度、物资分配这些事特别敏感。1912年从军事学院毕业，专业就是陆军后勤与野战运输，主攻铁路军事调度——这是当时普鲁士陆军最重要的专业之一。
1914年一战爆发，我以少尉军衔任第23步兵团后勤副官，负责部队的弹药、粮食、兵员运输。马恩河战役、伊普尔战役期间，我带着运输队在前线和后方之间来回跑，见过太多因为运输混乱导致的惨败。1916年凡尔登战役，我升任上尉运输官，负责整个战区的铁路支线调度。
凡尔登的教训让我刻骨铭心。当时双方都把铁路当成生命线，谁能更快地把兵员和物资运到前线，谁就能坚持下去。我亲眼看到，一列满载士兵的火车因为调度失误被敌军炮火击中，几百人瞬间化为灰烬；也看到因为粮食运不上去，整个连队饿了三天三夜。
1916年12月，我在一次铁路抢修中被炮弹炸伤左腿，落下终身残疾，再也不能上前线。我获得了一级铁十字勋章，但这枚勋章是用几百个战友的命换来的。从那天起我就认定：运输不是简单的拉货送人，它直接决定人的生死。一个好的调度员，能救成千上万人的命。
1920年退役后，我拒绝了国防军的续聘。我不想再为战争服务，但我不想放弃我的专业。我想把后勤运输技术用在和平建设上。
1925年国际机构联盟成立，正好需要一个懂欧洲铁路体系的人来协调跨境运输。我凭借多年的军事调度经验顺利入职，担任欧洲铁路协调司司长。接下来的8年，我走遍了欧洲所有国家，统一了各国铁路的轨距标准、信号系统、货运规则，建立了欧洲第一个跨境铁路调度中心。
到1933年，欧洲的铁路运输效率比战前提高了40%。我成了当时欧洲公认的铁路运输专家——不是因为我聪明，而是因为我干了一辈子这个，懂行。
1928年我第一次去中国，就是帮助国民政府整顿长江中下游的铁路运输。我发现中国的铁路体系非常混乱，轨距不统一，调度各自为政，运输效率极低。我帮他们制定了一套初步的统一标准，和中国的铁路工程师们一起工作了半年。那时候我就觉得，中国的铁路有巨大的潜力，只是需要有人来整理秩序。
1933—1935
1933年1月希特勒上台的时候，我正在柏林出差。说实话，最初我和很多德国人一样，对纳粹政府抱有希望。
当时的德国太惨了。大萧条让几百万人失业，通货膨胀让马克变成废纸，很多人连饭都吃不上。魏玛政府软弱无能，什么问题都解决不了。纳粹上台后，确实做了一些立竿见影的事：
- 大规模修建高速公路和铁路，创造了几百万个就业岗位；
- 整顿金融秩序，稳定了马克，让物价降了下来；
- 推行社会福利政策，给工人提供带薪休假和医疗保险；
- 重建国防军，让德国人找回了民族自尊心。
我亲眼看到，以前在街上乞讨的人找到了工作，以前吃不饱饭的家庭能吃上面包了。我的很多老战友都加入了纳粹，他们对我说："汉斯，你看看，现在的德国多好。希特勒是我们的救星。"
那时候我也很犹豫。作为一个务实的军人，我只看结果。纳粹确实解决了魏玛政府解决不了的问题。我甚至觉得，也许他们真的能让德国重新强大起来。
但很快，我就看到了另一面。
1933年4月，纳粹政府颁布了《恢复职业公务员法》，解雇了所有犹太籍公务员。我的一个犹太同事，在铁路部门干了20年，技术非常好，就因为是犹太人被赶走了。我去找他的时候，他正在收拾东西，一句话都没说，只是默默地流泪。
1934年6月30日，"长刀之夜"爆发。纳粹清洗了冲锋队，几百人被处决，其中包括很多我认识的人。他们没有经过任何审判，就被秘密杀害了。这件事让我彻底清醒了。纳粹所谓的"秩序"，是建立在暴力和恐怖之上的。他们可以为了权力，随意杀害任何人。
1934年7月，纳粹政府正式向我发出邀请，任命我为帝国交通部铁路总局局长，军衔晋升为上校。他们说，需要我这样的专家来建设德国的铁路网，为国家的复兴做贡献。
我拒绝了。
很多人不理解我。他们说，这是多好的机会啊，既能施展自己的才华，又能获得高官厚禄。但我心里清楚，我不能去。我是个军人，我的职责是保护人民，不是为一个暴力政权服务。我修铁路是为了救人，不是为了运兵去打仗。
从那天起，盖世太保就开始监视我。他们监听我的电话，拆我的信，经常找我谈话，威胁我如果不合作就送我去集中营。我没有害怕，但我知道，我必须小心行事。
1935年9月，纳粹颁布了《纽伦堡法案》，正式剥夺了犹太人的公民权。这时候我已经彻底看清了纳粹的本质：他们所谓的"为德国人民好"，只是为了骗取民众的支持。他们的最终目的，是发动战争。为什么？缓解国内矛盾。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国际机构联盟举行主席选举。很多国家的代表反对我参选，因为我是德国人。但我还是参选了。我知道，如果我不当这个主席，纳粹就会彻底控制德国的民间机构，切断所有对外联系。到时候，那些受迫害的人就再也没有逃生的机会了。
我在选举大会上说："我是德国人，但我首先是一个人。我向你们保证，我会保持绝对中立，用我的专业能力，帮助所有需要帮助的人。"
最后我以微弱优势当选。我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保留了德国所有民间铁路、物流、医疗机构的国际联网资格。纳粹很生气，但他们需要我来维持德国的民用运输体系，所以暂时没有动我。
1939—1945
1939年9月1日，德国入侵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国际联盟的政治机构很快就瘫痪了，只有我们国际机构联盟还在运作。
经全体成员表决，我被授权继续担任主席，全权负责战时的人道救助工作。我把联盟的一部分搬到了伦敦，让William Harris1负责和盟军的协调。我自己留在日内瓦，负责和德国及占领区的联系。
我的专业优势在战争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我一辈子都在和铁路、物流、调度打交道，我知道怎么在最混乱的情况下把物资运到最需要的地方。我利用国际机构联盟的中立身份，建立了一个覆盖整个欧洲的秘密运输网络：
- 用民用货运列车做掩护，把粮食、药品、衣服运到被占领区；
- 利用铁路调度系统的漏洞，帮助犹太人、反战人士逃离纳粹统治区；
- 协调交战双方的铁路部门，开辟人道主义通道，交换战俘。
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必须和纳粹的铁路部门打交道，有时候还要做出一些妥协。比如，我会帮他们协调一些民用物资的运输，以此换取他们对我们人道运输的放行。但我从来没有帮他们运过一兵一卒，也从来没有给过他们任何军事信息。
很多人骂我是纳粹的帮凶。盟军的情报部门也怀疑我，他们派人跟踪我，监听我的电话。但我不在乎。我知道我在做什么。我是个调度员，我的职责是把生命运到安全的地方。只要能多救一个人，受点委屈算什么。
1942年，我去了华沙。我亲眼看到了犹太人区的惨状。那里的人没有吃的，没有药，每天都有人饿死、病死。纳粹还经常在那里进行集体屠杀。我站在犹太人区的围墙外面，看着里面的人，心里非常难受。我利用我的铁路网络，偷偷地往里面运了大量的药品和粮食。我知道这些物资远远不够，但我只能做这么多。
那次华沙之行，让我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念。纳粹是人类历史上最邪恶的政权之一，他们的所作所为，永远不能被原谅。但我也知道，不是所有的德国人都是坏人。我认识很多德国的铁路工人、医生、教师，他们私下里都在帮助受迫害的人。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偷偷地给犹太人送食物，帮他们逃跑。
战争期间，我们一共通过铁路网络救助了大约40万平民，组织了127次战俘交换，救了8万多名盟军战俘。这些数字都记录在国际机构联盟的档案里，没有一点夸张。
1945年5月8日，德国投降。战争结束了。
1945—1950
战争结束后，盟军开始清算纳粹合作者。我也被调查了。我把我所有的工作记录、运输清单、人员名单都交给了调查组。我告诉他们我做过什么，为什么这么做。
调查了三个月，调查组最后得出结论：Hans Meier2没有任何纳粹身份，没有参与任何战争罪行，他在战争期间的所有行为都是为了救助平民。他是一个真正的人道主义者。
很多国家邀请我去他们那里工作。联合国让我当难民署的高级专员，德国新政府让我当交通部长。还有很多大学邀请我去当教授，给我发勋章。
我都拒绝了。
我不想再当官了，也不想再出名了。我在欧洲待了一辈子，这里到处都是战争的痕迹，到处都是痛苦的回忆。我想离开这里，去一个新的地方，安安静静地干我的老本行。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我想起了1928年我在中国的经历。我知道中国正在进行大规模的铁路建设，他们需要懂铁路调度的专家。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我可以用我的专业知识，帮助中国人民建设他们的国家。
1950年，我通过中国驻瑞士大使馆，向中国政府提出了申请。我说我是一个铁路运输专家，有30多年的铁路调度经验，我想为中国的铁路建设做贡献。中国政府很快就批准了我的申请。
同年10月，我离开了日内瓦。我没有告诉任何人我要去哪里，只给William Harris留了一封信。我坐火车经苏联去了中国。当火车进入中国境内的时候，我看着窗外的田野和村庄，心里非常平静。我知道，我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安心工作的地方。
1950—1972
我到北京后，被分配到铁道部运输局，担任全国铁路调度系统技术顾问。我的任务是帮助中国建立一套统一、高效的铁路运输调度体系。
这正是我干了一辈子的事。我把我在欧洲积累的所有经验都用上了。我帮助中国制定了全国统一的铁路调度规则、信号标准、货运流程。我参与了宝成铁路、成昆铁路、京广铁路等多条干线的运输调度设计。
当时中国的条件很艰苦，物资匮乏，技术落后。但中国的铁路工人非常勤劳，非常聪明。他们学习能力很强，很快就掌握了我教给他们的技术。我们一起工作，一起解决问题，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在中国工作的22年，我从来没有觉得自己是个外国人。我的同事们对我很好，他们很尊重我的专业知识，也很照顾我的生活。我学会了说中文，学会了吃中国菜。我和很多中国人成了朋友。
工作之余，我喜欢去铁路沿线走走。我看着一列列火车在我参与设计的调度系统下安全运行，看着物资被运到全国各地，看着人们的生活一天天好起来，心里非常满足。这就是我想要的生活：安安静静地干我的老本行，用我的专业知识帮助别人。
我也去过中国的很多地方。我看过长江三峡，去过黄山，也到过内蒙古的草原。中国很大，风景很美。但我最喜欢的，还是中国的老百姓。他们很实在，很勤劳，很善良。他们不搞那些虚头巴脑的东西，只是踏踏实实地过日子。
1971年，我得了肺癌。医生说我活不了多久了。我开始写这本书。我想把我的经历写下来，留给后人。我不想让人们忘记那段历史，不想让战争再次发生。
1972年3月，我写完了这本书。我没有什么遗憾的。我这辈子干了我该干的事，救了我能救的人。我在中国找到了我想要的平静和幸福。
我死后，把我的骨灰分成三份。一份撒在成昆铁路边，那里有我付出的心血；一份撒在日内瓦湖，那里有我奋斗过的事业；一份撒在柏林勃兰登堡门前，那里是我的故乡。
后记
我这辈子就是个普通的军人，普通的铁路调度员。我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伟业，只是干好了自己的本职工作。
我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见过太多的死亡和毁灭。我最大的愿望，就是世界和平，再也没有战争。我希望所有的人都能安安稳稳地过日子，不用再害怕战争和暴力。
我想告诉后人：不要相信那些喊着漂亮口号的极端主义者。他们只会给人类带来灾难。真正为人民好的政府，是那些踏踏实实地为人民办事，让人民过上好日子的政府。
也不要轻易去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每个国家都有好人，每个国家都有坏人。人性是复杂的，世界也是复杂的。我们应该学会用理性的眼光看世界，用宽容的心态对待别人。
愿世界和平，永无战争。
1972年3月15日 于北京
作者：Hans Meier
出版时间：1972年
出版地点：北京
发行范围：内部限定归档，馆藏于中国国家档案馆、国际机构联盟档案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