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默法庭作为一个判决组织，拥有近乎九个世纪的漫长历史，它的跨时代性赋予其较高的历史研究价值。
总体来说，菲默法庭的历史可分为前时代法庭和后时代法庭两个部分，即1811之前的时代与其之后的时代，其中前时代的历史早已公之于众，这里就不多做赘述，相关内容可参考《1911年版大英百科全书》维基文库，链接在此：https://en.wikisource.org/wiki/1911_Encyclop%C3%A6dia_Britannica/Fehmic_Courts
实际上，两个世纪以来，有关后时代法庭的历史在政府打击、时局动荡等原因下，没有成系统的历史资料保留下来，甚至有部分历史可以说是空白。专项小组在与菲默法庭接触的十几年中，拿到了一些写于20世纪中70年代的第二手历史资料，专项小组认为这些资料具有一定可参考性，但不否认其存在疑点。
说回来，专项小组把后时代细分为三个时期，即重组时期、国际化时期、现代化时期。
重组时期（1811-1871）：
1811年，拿破仑幼弟、威斯特法伦国王Jérôme Bonaparte下令彻底解散菲默法庭，然而，菲默法庭漫长的存在时间早已影响许多民间团体及政府人员，虽然这种影响力比起15世纪衰落不少，但足够使菲默法庭死灰复燃。于是，1811年至1813年的某一天，二十余名前时代的法庭成员秘密在卡塞尔城一座阁楼上举行了“炉边大会”，确立新法庭的基础、组织架构、行为模式。
新生的菲默法庭没有公开的组织形式，依靠“兄弟会”式的秘密结社方式存在，在重组时期前期，菲默法庭仅在小范围内发展，发展对象也限于文化市民。这时的菲默法庭没有特化分工，取证、判决、执行都由成员共同完成。然而，由于时政等原因，当时的菲默法庭在执行这一方面的作为可谓少之又少，整体上，菲默法庭处于一种被压制、打击的劣势状态。
重组时期后半叶，准确来说大概是1847-1871之间，形势发生了转变，1847年，欧洲暴发了大规模经济危机和农业危机，后连锁发生了粮食涨价、工人生业、城乡生活环境恶化等灾难，底层人民对统治者的不满加剧，推动了欧洲激进民主派逼进政治舞中央，与固有统治阶级产生激烈矛盾，欧洲剧变将至。
这种情形下，在1811年之后对统治者失去信任的菲默法庭选择偏向革命者。1848年革命暴发时，菲默法庭曾向激进民主派堤供大量敌对贵族的行踪及隐秘住处，还有少量资料指出菲默法庭计划获取腓特烈·威廉四世信任，在法兰克福国民会议上促进德意志民主统一，从而使菲默法庭进入上层，架空皇帝，掌握大权。然而，腓特烈·威廉四世在议会上坚决拒绝统一，使菲默法庭的企图失败。
在1848革命失败之后，菲默法庭与激进民主人士一同遭受了普鲁士警察的围捕，但菲默法庭利用在政法系统中发展的内线将核心成员安全转移，此后二十三年中，菲默法庭仍在秘密发展，但鲜少有较大的活动。
国际化时期（1871-1945）：
1871年，德意志名义上统一，菲默法庭的成员开始跨境进奥地利、匈牙利、波罗的海周边的德裔社群，后来以此为跳板，走向世界。
进入20世纪，随着老牌资本主义帝国间冲突增加、极端民族主义情绪加剧，德国本土的菲默法庭产生了内部予盾，日耳曼主义派接受了民族主义团体抛来了橄榄枝，参与清除被指控叛国的反战人士与情报工作。与之相对的，懦夫派主张“解决矛盾的根本”，即清除挑起民族对立的高官，拒斥政治指派。整个一战期间，获得更多支持的日耳曼主义派豪无疑问的占据优势，懦夫派受到打压，被迫再次隐藏踪迹，部分成员逃往境外。
一战结束后，日耳曼主义派失去庇护，随即遭受战胜方的清算。而在其他国家地区，正式冠名和平菲默法庭的懦夫派结束了与日耳曼主义派在海外的斗争，自此，“反和平，挑对立“被菲默法庭列为“特大严重犯罪”。
1919年，和平菲默法庭的代表在卡塞尔宣布菲默法庭重新回归德意志，并致力于推动和平与慈善事业。虽然遭受政府强制将慈善资产投入贬值战债券等打击，但仍产生了一定积极作用。
1933年，纳粹上台，1934年3月，和平菲默法庭收到来的秘信，邀请其并入盖世太保，菲默法庭以确保组织亲民性为由拒绝。
1935年，和平菲默法庭对纳粹主持的“生命之源”计划发表异议，遭受人为引导的全面舆论抨击，并被打上“间谍”、“叛国”等标签，就此，菲默法庭在德国境内的第二次下潜开始，1935年末，和平菲默法庭开始有意识的向国外转移重要成员，从而在1937年盖世太保全面清除中得以保存骨干力量。
在两年的转移中，和平菲默法庭在亚洲、非洲、澳洲、美洲部分地区设立长期驻点，全面清除开始后，和平菲默法庭将出于综合考量将主要力量放在了西欧，由其是法国和英国。
1940年，西进的德军进入巴黎，和平菲默法庭法国众驻点遂撤离至英国，但留下百余名执行队成员与法国抵抗组织一同参与抵抗行动，在对抗盖世太保与维希法国秘密警察方面作出贡献。
此后五年，和平菲默法庭呼吁世界各国共同抗击法西斯主义，同时鼓励菲诺法庭成员参加以盟军为首的反法西斯军事实体，并指派执行队参与盟军组织的情报工作。在这一过程中，菲默法庭在世界其他地区的力量进一步发展，奠定了菲默法庭的国际架构。
关于和平菲默法庭在二战中的贡献还有一则传闻：1939年11月在慕尼黑啤酒馆孤身一人刺杀希特勒未成的乔治·埃尔塞是和平菲默法庭执行队派出的特工，但这一说法未得到现菲默法庭的承认。
现代化时期（1945-2026）：
二战结束后，和平菲默法庭从流亡中回归，着手在满目疮痍的德国本土重建组织网络。由于法庭在纳粹时期遭受过系统性迫害，其在战后初期获得了短暂的舆论同情。法庭迅速调整定位，将“清算纳粹残余”列为优先事项，与盟军占领当局在追捕战犯方面展开合作。
然而，随着1947年冷战序幕拉开，法庭内部再次出现分歧：一派主张与西方情报机构合作，将法庭的网络转化为依附西方的情报资产；另一派则坚持法庭的传统中立与独立，反对沦为任何国家机器的工具。两派未产生明确的对立或和解，在菲默法庭内部长期共在，因此，现在的菲默法庭有时会出现“左脑否决右脑”的现象。
1949年东西德分裂后，菲默法庭选择将总部设在西德，但其活动范围实际覆盖两德。在1950至1960年代，法庭曾多次介入冷战中的敏感事件：有资料显示，刑侦队曾为1961年“柏林墙”修建前后的东德逃亡者提供路线情报与身份掩护。与此同时，法庭的传统“判决”职能并未中断，其目标逐渐转向被指控犯有“反人类罪行”而未受司法追诉的前纳粹官员，以及冷战期间被认定犯有“背叛和平”行为的各类人物。
1990年，两德统一后，菲默法庭借助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人员自由流动政策，大幅扩展了其在欧盟境内的驻点网络。同时，法庭在此前数十年间积累的海外驻点——特别是在南北美洲、非洲和亚洲部分地区的德裔社群——开始发挥更积极的作用，菲默法庭由此真正成为一个世界性组织。
1990年代，法庭面临的最大挑战来自技术变革。互联网的出现使秘密结社的传统运作方式受到冲击，但也为法庭提供了全新的情报收集与舆论动员手段。法庭开始建立加密通信网络，以适因日新月异的社会环境。
然而，菲默法庭从未抛弃传统的“审叛”，1997年，菲默法庭因试图处刑多名高官而被PIN锁定并介入，从此在PIN的监控下收敛许多。
千年来，法官宣读判词的雄音已然消散，今日，菲默法庭仍在，只不过潜藏在那众多网络媒体之中。
